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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 编号 HGW XX/7《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
出品:德国 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 剧本: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 主演:乌尔利希·穆厄、塞巴斯蒂安·寇治、玛蒂娜·杰蒂克 《窃听风暴》描述的是八十年代的东德,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国家安全局扮演着重要又特殊的角色。影片的主人公维思勒(代号)就是为其服务的一名经验丰富的窃听人员。他现在离开了一线,在授课培训新的情报人员,但在已经当领导的前同事的邀请下,又重新出山,去监听一对作家演员夫妇。 影片一开始,就从维思勒的授课以及大段当年审讯时的穿插画面,表现了他的冷静和专业。而到作家安装窃听设备的过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在窃听的过程里,也渐渐的起了变化。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真挚和丰富的情感,有着直击心灵的震撼。当他在无人的时候,走进他们的家,看到那些他听到的事物,钢笔,沙拉叉,感觉亲切而奇妙。他偷偷拿走了作家的诗集,并为之感动。他热爱那位美丽的演员妻子,在她无奈痛苦的时候,他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给她鼓励和支持。与之对应的是他自己的孤独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他无法回答失去爸爸的孩子的问题,而按钟点办事的妓女是无法宽慰他的。 虽然受到了影响,但他依然尽职的做着他的工作。直到上司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尽管尽公职守,但任何情感的流露,都可能给他带来杀生之祸。他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也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和缺失。他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报告,并开始为作家他们做起了掩护。 最后,在躲过了上司的怀疑的同时,维思勒偷偷拿走了那台作为重要物证的打字机。对作家的调查因没有证据,而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维思勒被调去查验信件。和他一起干拆信工作的,还有那位在食堂里开国家领导人玩笑的年轻情报员。 以作家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现实里,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重要威胁。他们被监视、被窃听,从没有创作自由,到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有人沉默,有人反抗,艺术家之间也相互指责,但其实每个人都是无奈的。那位受人尊敬的被禁了已经六年的老导演的自杀,将矛盾激化到最高点。作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冒险发表了让人震惊的“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而作为告密者的妻子,虽然她有著名演员以及作家妻子的特殊身份,但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背负着告密者恶名的数量庞大的社会存在。从出卖自己,到出卖别人,你可以说她不够勇敢和坚定,但不该亵渎其灵魂原本的纯洁和坚韧。死亡,是一种最无望的告别。但在那一瞬的碰撞和迷乱里,带着让人思索的自我救赎。 后来,柏林墙被推翻。再后来,两德统一。 在剧院里,作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他的妻子。逃到剧场外,他遇见了当年的死对头前文化部长。在交谈里,作家惊奇的发现他自以为安全的家其实被严密的监控着。回到家,他寻找着窃听器,疯狂,愤怒,更有一丝事后的不寒而栗。影片没有纠缠于对过去的控诉,而是顺着线索,让作家去寻找自己没有被发现的原因。他在档案资料里发现了监听他的“HGW XX/7”,当找到他人的时候,作家却止步了。 两年后,作家出版了名为《一个好人的奏鸣曲》的书,献给“HGW XX/7”。 最后是意味深长让人感慨良多的一幕。由拆信变成送信的维思勒,经过书店时,发现了作家的新书。他买了一本,书店的伙计问他是不是要包起来送人,他说不用是给自己的。是啊!这书不仅是作家献给他的礼物,也是他自己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下的一份温暖的礼物! 3月10日 死在虚伪的理想上
2月13日 有组织 无纪律
北京时间,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二日,凌晨。 外边的鞭炮声,还是在若有若无地响着,元宵节的红色,也一直悬挂在空气里,久久不能退却。我在这个百无聊赖的时刻,站在窗台边不自觉地夹起了烟,烟雾萦绕,我告诉自己,二零零五年过去了...... 是啊,就这样过去了,在不知不觉中,站在新的门槛,我开始思考,也应该开始思考。 第一天走进《民生全记录》,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心情应该是格外兴奋的,一是自己找了份工作,二是自己找了份自己骨子里喜欢的工作。 在学校里,也曾学习过关于纪录片的简单理论知识,喜欢纪录片所特有的那种叙事方式,用时间的厚度与长度来给人以历史的沉重感和回味感。其实,慢慢工作之后才发现,自己毕竟还是太年轻,对纪录片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还是太浅薄,这需要跟老记者前辈们多学习,多沟通,才能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在次也对热心帮助鼓励自己的同事领导说声感谢。 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开始思考自己的记录方向,那就是哪些是自己熟悉,是自己容易把握的题材。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近年由美国的影视研究学者比尔·尼科尔斯所著的《纪录片导论》。他避离了传统的仅从时间维度上来对纪录片的起源和演变进行全方位梳理的做法,以更敞开的心怀和视野,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拎出了一个又一个充满思辨的质疑,使那些散在的纪录影像于思辨的架构中重新归置成一个新的聚落。在这里,既有社会时代的立场,也有作者独特的立场。 是的,《民生全记录》节目由于其日播的特殊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在时间的长度积累上受到限制,那么怎么样才能在完成播出任务的前提下,又能做出自己满意,领导满意,观众满意的作片呢?我考虑到自己毕竟年龄相对小些,对时代的立场很难去把握,于是我开始归纳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从自己的立场去出发,让镜头尽量客观地表达自己眼中所熟悉的生活状态。当然,有时候由于自己主观性太强,从而造成“一种人为操控的真实”。 于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拍了几部不怎么算实验的实验纪录片,像《往事不曾如烟》,《有个工厂有些人》等,在尝试的念头里,加了些花哨的剪辑手法,希望增强其可视性。 然而,当这些片子收视率出来的时候,结果很不另人满意,这说明自己做的片子是不成功的,在传播到受众这个环节里,那就是你要表达的东西,观众没有感觉到,或者不能接受。这让我一度迷惘。这说明,“操控”,或者说是“不严谨的操控”是一种危险行为。 就在茫然的时候,领导们开始了对我进行谈话教育,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片子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故事性弱。 对于一个日播15分钟的纪录片节目来说,把一个故事讲的简单明了是创作者执著追求的一个基础。我就缺乏这方面的素养,于是我开始向老记者学习,要学会讲故事,学会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像年末拍摄的《一个医生的日记》和《二宝,回来吧》就是自己的一个转型产品。尽管里面还是有不少疏漏,但是故事性增强了,这就是自己的一个进步吧,呵呵,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当然,自己还要努力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还要写什么呢?我看了看表,已经很晚的样子了,也是要瞌睡的样子了,那么就此止笔吧。希望明天自己能早起,早起去编那个推了好几天的片子,呵呵...... 等等,忘了说零六年的打算了,那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工作勤劳点,知识多懂的点,在拍片的时候镜头美很多点,用冷冶夫的观点要求要求自己: 1、这部纪录片要表现什么? 2、这部纪录片表现了什么? 3、它给观众看到了什么? 4、观众能不能看得懂? 5、看懂了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看下去? 6、看了好不好看? 7、它的看点在那里? 8、观众会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要努力 ... 睡了...呼~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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